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蔡元培是一位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鉴于学术界对蔡元培的生平和思想已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有多本他的人物传记问世，要重新撰写一本高质量、有新意的蔡元培人物传记，也就愈加困难。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崔志海所著的《蔡元培》（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一书，则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追根究底，多有创见。
比如，作者从人才学角度分析了蔡元培何以成为一代沟通中西文化的大师和现代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在该书第一章，作者着重评述了传主早年所受教育对他一生所产生的影响，指出蔡元培在铸学斋的六年自学经历，一方面使蔡元培得以摆脱学术门户之见，形成泛览百家，兼收并蓄的治学风格，但同时也使之染上中国读书人的恶习：博览而无系统，散漫而无中心，认为“蔡元培后来成为学界中一位通人而非专门的学问家，便是与他这段自由读书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第二章第七节里，作者进一步透过蔡元培留学德国期间所学课程及其感受，指出“正是他所学的有关哲学、心理学和美学等涉及精神世界的课程，以及诸如文化史、文明史和民族学等综合性课程，使得他比一般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更能深切地洞悉和把握西方文化的底蕴，正确地对待和区别西方文化的良莠，而当之无愧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界一位学贯中西、熔冶中外新旧于一炉的大师”。此外，作者还将蔡元培“学界泰斗”的地位归诸他的伟大人格，指出蔡元培在担任教育文化领导职务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用人唯贤，不专权，不居功，行事民主，择善如流，兼容并蓄，勇于负责的精神，是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文教界和科学界一位众望所归的领导人的魅力所在。作者所作的这些论述和分析，为人们更好地认识这位学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又如，关于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作者既肯定了他对推动新文化运动所起的独特作用，及与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人士思想上的一致性，同时又进一步探讨了他与陈、胡等人的不同思想特色。认为蔡元培与陈、胡等人最大的区别是，他在文化问题上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倾向和以此为基础的道德关怀，将思想文化工作不只当作实现民主共和政治的手段，而更倾向于将它们看作是人的内在需求，是人格完善和人性升华的途径和标志，赋予道德以“绝对命令的地位”。认为在中西文化问题上，蔡元培没有截然对立的中西文化观，是一位真正能调和融通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强调“正是这些不同的思想倾向，展现了蔡元培作为一位思想家的深刻之处和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
再如，作者对蔡元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的分析，不囿旧说，多有创见。如关于“五四”前后蔡元培的政治立场，以往的论者多强调蔡元培的党派身份，将他看作是南方国民党在北方的代表，作者则提出异议。作者通过考察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动机以及他主持北大期间的政治主张，认为蔡元培在“五四”前后并非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在北方的代表，而是以一位独立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场的。至于蔡元培晚年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作者一方面毫不隐讳其参与反共清党的历史，并指出这是由其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决定的，另一方面又具体分析了蔡元培与南京国民党政权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认为蔡元培在南京国民党政权内依然表现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这两个最基本的政治理念，是国民党内一位真诚的爱国民主主义者。
作者在《蔡元培》一书中的创见远不止这些。可以说，崔著《蔡元培》是一本可读性强、最能真正反映蔡元培生平和思想的人物传记，代表了国内蔡元培研究最新成果，值得一读。
他在文化问题上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倾向和以此为基础的道德关怀，将思想文化工作不只当作实现民主共和政治的手段，而更倾向于将它们看作是人的内在需求，是人格完善和人性升华的途径和标志，赋予道德以“绝对命令的地位”。
